在原始社会，长跑是远古先民作为与自然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他们为了生存，在日常生活中狩猎、追逐野兽或为了逃避野兽的侵袭，在劳动中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逐渐形成了长跑技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我国古代的长跑是与军事训练分不开的，统治者把长跑作为选拨和训练士兵的一个重要条件，使我国长跑运动得到发展，甚至出现了能和近代马拉松比赛相媲美的“贵由赤”比赛。

周器令鼎铭文拓片

陕西体育博物馆一楼古代展厅陈列着一张周器令鼎铭文拓片的照片，照片中清楚地反映出西周器物“令鼎”上的一段铭文。这段铭文共计70个字，不仅说明了铸造“令鼎”的原因，而且真实的反映出西周时期的体育活动和礼仪制度。

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令鼎”中的铭文进行考释，其大意是这样的：周王到淇田督促奴隶耕种，并在淇田进行了射箭典礼，王和百官兵士都进行了射箭。周王从淇田返回京城，由濂仲给王赶车，令和奋在王的车前“先马走”，周王说：“令、奋，你们如果一直跟着我的车子到住地，我就赏赐你们奴隶十家。”周王当天到了濂仲家，就颁布命令实现诺言。令叩头谢恩，并说：“我以后还应好好学习。”于是，令铸了一个鼎，用来颂扬王的恩德。从这段铭文中，我们不仅知道周代社会十分重视射箭，利用农闲时间练射，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长跑也是周代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项目，故事中的令和奋都是能和马车赛跑的出色长跑能手。但是遗憾的是这段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令”和“奋”这次长跑的具体的距离。

春秋战国时期，长跑作为军事训练和军事考核的条件和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苟子·议兵篇》记载，魏国测试武卒，要求受试者全身披甲，腰间佩剑，斜挎12石之弩，负矢50支，背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即全副武装半日内跑完百里，凡达到这个条件者，免除徭役，奖给田宅，从而推动了军队的长跑训练。

汉代，有专门在达官贵人出行时在队伍前面的步行卫队，称为“伍佰”前驱。在汉代，伍佰是一种特定的职位，特选有非凡长跑能力的勇士，每次长官出行时，他们都健步奔走于疾驰的车马前，威风凌凌。1953 年秋天，成都北郊羊子山发现东汉墓群，其中一号墓中的巨幅画像石刻有：贵族们的豪华宴会、乐舞百戏精彩的表演、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其中车马出行图是由十二辆车，五十六匹马，八十三人组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侍从，一手执矛、一手执管而吹，就是汉代的长跑健将——伍伯的形象。

秦汉以后，关于长跑的记载更多，如隋代的麦铁杖能夜行四百里。宋代有“往返三百里不暮”的人。不过，我国古代真正类似于近代“马拉松”比赛的还是元代的“贵由赤”。“贵由赤”是蒙古语，意为快行者，是元代禁卫军开创的每年定期举行的超级马拉松比赛。据《山居新语》记载，这种长跑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内蒙境内)分别举行，距离均为180华里。比赛从清晨开始，参赛者一律用长绳拦在起跑线后，号令下放开，众参赛者呐喊而出，一路风尘。大约六个小时后，比赛结束，对获得名次者进行奖励。从距离上看，180华里，大约是现代马拉松的二倍；从时间，1287年开办比第一届马拉松比赛的创办早六百多年；从组织形上来看，几乎完全符合现代体育比赛的各项要求。这是何等壮观的中国古代超长马拉松比赛！

明朝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在抗御倭寇的卫国战争中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经常采用“练足”的方法来训练战士。就是用沙包条缚在小腿上，逐渐增加重量和拉长距离，战时去掉，跑起来特别轻快。他规定战士平时要练跑，以跑一里而不喘气为标准。

清代统治者把“一日能驰三百里，虽快马不能及”的台湾少数民族招募来担任驿卒，传递公文。有人曾写诗赞扬他们：“竞夸麻达好腰围，健足凌空捷似飞；萨鼓铿铿声远近，轻尘一道走若归。”

纵观中国古代的长跑由生存、生活技能转化为军队的军事技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今天“马拉松”已经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重要体育活动和强身健体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全国各地竞相开展“马拉松”比赛，陕西更有“杨凌国际马拉松赛”、“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西安国际马拉松”等一批马拉松精品赛事。

然而，健身之余，我们不禁思考现代奥运会上的长跑项目为什么是“马拉松”而非“贵由赤”？对此，我们只能愧叹近代中国积弱多病，无人在国际体育界为“贵由赤”发声呼吁。然而，今天全民健身体育活动的长跑项目为什么是“马拉松”而非“贵由赤”？这恐怕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期重视不足的结果。

撰稿人：宋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