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到了唐代也称击鞠、打毬或击毬。球是红色，大小如拳。在唐代，上自皇帝，下自文武百官、平民百姓，甚至妇女都爱好马球。每逢新科宣榜，在大雁塔以东的月灯阁举办马球赛会，称为“月灯阁球会”，用球赛的方式庆祝进士及第，反映了唐代文人学士喜爱马球活动这一赛事。

马球场千步长，百步宽，两端各有一个球门，高丈余。场上人数，各队不等。球为红色，大小如拳。球杖呈月牙形。每进一球得一筹，满12筹为一局。马球运动，竞争激烈，易于伤人，故马尾都要扎起来。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的《马球图》壁画，画面高229厘米，宽68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的《马球图》壁画，画面高229厘米，宽68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我馆陈列的是《马球图》壁画的局部复制品，在这幅壁画中以前面五位骑手击球的场面最为精彩，场面上人物虽然不多，但竞争相当激烈，骑手穿两种不同颜色的服饰，有双手握杆作反身击球的，有扬起球杆准备击球的，有手握缰绳直奔马球的，有驰骋腾空的，亦有注目等候的。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种将动与静如此和谐的搭配在一起，充分显示出唐朝画工高超的绘画技巧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整个布局安排的紧张而有序，真正达到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全图有起有伏、疏密相间、错落有致，非常成功的呈现出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

图中无论是人、马的细部描绘，还是山石古树的粗狂勾勒，都能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美感。

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此画即是描绘了这种热烈的场面。画中线描生动而婉转多方折，造型传神而富有活力。马则是体健膘肥，造型准确。《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作为节日的传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也记金人于端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球仍流行。《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当时的官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

由于马球运动的昌盛与古代骑术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骑兵骑术的影响。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

大明宫内打马球景观复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关于马球传播的线路，有传自西域、波斯、西藏等几种观点。一般认为马球源自波斯，后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马球运动很快得以盛行，历经宋、金、元、明，在明末清初逐渐退出中国的竞技舞台。

马球运动在唐代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它是一项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外，还因为它是一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唐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马球“善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在太平盛世的年代，皇帝提倡这项运动应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参赛者在马球场上相互配合、驰骋拼搏，无疑是体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

陕西境内出土的形态各异的唐代马球俑  陕西体育博物馆收藏

随着马球运动的日益盛行，马球场的建设也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使之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唐朝前期，以梨园球场最为闻名，后期则以含光殿球场著称，1956年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就出土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已未年”的石碑。据李肇《国史补》、《资治通鉴》记载，在唐代后期甚至还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灯光球场”和“草地球场”。

唐代盛极一时的马球运动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题材，有关吟咏马球运动的诗词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铜镜、画像砖等文物中均有表现马球运动的。陕西省富平县唐高祖李渊献陵陪葬墓之一的曾孙李邕墓内也发现马球图壁画。章怀太子李贤墓中的马球图以其场面之宏伟，构图之绝妙被定为国宝级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