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明 李颖/文 阳华/图

 

中国出土和传世的金银器体育文物，目前尚未有权威性的统计数据。但是体育内容的金银器相当丰富。为了彰显中国古代体育的博大精深和金银器制造业的辉煌成就，特撰此文与大家共赏金银器中的体育风采，并从中感受中华古代体育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欢乐。

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柳里

蹴鞠，也称“踏鞠”、“蹋鞠”、“蹙鞠”、“趯鞠”和“踢鞠”，是中囯古代的足球运动。有练武、健身、娱乐之功能。其产生时代众说纷纭，但最晚在战国时期存在，已成事实。《史记·苏秦列传》云：“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另外《西京杂记》也说：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把住在沛郡丰邑的父亲接到京城长安居住，然老人不习惯宫廷生活，时常想起他青年时，即战国时期，与朋友们在一起“斗鸡、蹴鞠，以此为乐”。刘邦为满足父亲的喜好，就在长安城东按照老家村庄式样修建了新丰（今日的新丰镇），并把与其父青年时一起斗鸡、蹴鞠的朋友请来，与其父一起欢度晚年。到了汉代，以长安为中心的蹴鞠获得飞速发展，特别是建都长安的唐朝，对蹴鞠发展至少有四大贡献：一是实心蹴鞠改为充气蹴鞠；二是多球门改为一球门和两门；三是蹴鞠踢法多样化；四是妇女参加了蹴鞠。到了宋代，中国蹴鞠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建树。

陕西省扶风县博物馆收藏的仕女蹴鞠乐舞纹银带饰，其中有一块仕女蹴鞠纹银带饰（图1）最为显眼，它造型优美，动感突出，充分说明了宋代蹴鞠仍然盛行不衰，其形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仕女佩戴的银带饰上。

带风棋阁竹相敲，局莹无尘拂树梢

“带风棋阁竹相敲，局莹无尘拂树梢。”这是唐代诗人李洞《宿叶公棋阁》的诗句，告诉了弈棋是人们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中国棋类活动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但流行面广、经久不衰者，当数围棋与中国象棋了。

围棋，源于何时？最早的说法是先秦史官所著的《世本》，书中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继承了这个说法：“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后经不断改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举棋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的俗语，说明此时的围棋已初步定型。到了魏晋时期，围棋趋于成熟：举行大规模比赛、棋艺分为九品、出现

十九道棋盘和出版诸多棋艺专著。

由于围棋流行广泛，业已成为社会时尚，所以历朝历代在金银器上雕刻围棋图案与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汉代鎏金“中国大宁”博局纹镜（图2），直径18.6厘米，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圆钮，柿蒂纹钮座。柿蒂纹间各置一兽头，外围双线方栏。方栏外饰博局纹，间饰神人、鸟兽纹。周边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详）。”镜表鎏金，华丽庄重，铭文工整，相得益彰。

 

1987年法门寺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在塔下唐代地宫发现了珍藏了1113年的唐皇室瑰宝，轰动了海内外。其中，鎏金弈棋纹银茶具、鎏金伎乐纹银调坛子就在其间。

唐代鎏金弈棋纹银茶具（图3），通高24.7、口径12.3厘米，重901.5克。钣金

成型，纹饰鎏金。银坛子腹壁划分为4个壶门规范，壶周分别錾刻二十四孝中的四组画面。其中一组为两人对弈图，生动地显示了唐代围棋盛行的场景。

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观看孩子们做游戏后，在一首《观儿戏》中，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诗句。他羡慕幼童，沉思暮年。

游戏，源远流长，远在母系氏族社会业已萌发。距今七千多年的西安半坡遗址152号女孩墓穴里，就出土了三个核桃大的石球。据专家分析，这三个石球就是小孩玩的玩具。这说明游戏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男女老少，无不好之。因此，在长期的人类生存中，人们不仅参加游戏活动，而且把各式各样的游戏内容，用多种方法刻画在日常生活用具上，并用金银器给以展示。下面展示一下金银器中体育游戏内容的诱人魅力。

唐代鎏金婴戏纹银壶，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唐墓出土，镇江市博物馆收藏（图4）。壶通高7、口径3.8、腹径6.6厘米，重86克。酒器，银质、鎏金。壶腹部刻有三组人物图案：一幅童子舞乐图，正中一童子立圆垫上，作金鸡独立舞，左右两童伴奏；第二幅童子斗草图，两童子坐在草地上勾草比试；第三幅说唱图，一人头戴幞头，穿长袍，手持云板，立于方垫上说唱，左一人手捧乐器，右一人作行走状。三幅图案把儿童天真烂漫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据研究金银器的专家讲，这种金银器童戏题材，在唐代极为少见。

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唐代诗人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这样写道：“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把唐玄宗让一百匹骏马佩上华丽的装饰，每到千秋节时，在长安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舞马表演情景呈现了出来。

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一个基建工地上偶然发现了唐代窖藏。据考证，这座唐代窖藏时间约在“安史之乱”以后，出土文物达到千余件，装在两口大瓮中，其中金银器皿多达271件，可以说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在这批金银器中，有一件器物造型独特，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皮囊的形状，腹部两面各有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被称为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其珍贵处是，窖藏中有十八件最为珍贵，其中有两件从不出境展出，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就是其中一件。

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图5），通高18.5、口径2.3、底足径8.9×7.2厘米，重547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这尊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为酒器，是用银片锤打、焊接而成。其整体器型是模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用的皮囊壶，壶身扁圆，有提梁、盖和圈足。壶口位于顶部一侧，上配有鎏金覆莲形盖，壶盖以一条银链与弧形鎏金提梁相连。壶腹下接圈足，微向外撇。壶身两侧各饰一出的鎏金舞马纹样，舞马颈系彩带，口衔酒杯，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奋首鼓尾，作舞蹈状。马体凸起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十分精美。壶身与圈足相接处饰有一周鎏金变形链条纹。此壶既便于外出骑猎携带，又便于日常生活使用，显示了唐代工匠在设计上的独具匠心。

唐代十分盛行养马。马匹不仅是出行的坐骑，也经常出现在贵族社交和娱乐活动中。相传唐玄宗时曾训练舞马百匹，每当八月五日玄宗生日时，在勤政楼前大宴群臣，以舞马跪拜献寿。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唐人张说也曾写过《舞马词》，其中“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两句，与银壶上的舞马形象十分吻合。

也许，美好的事物总是难以长久。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西逃，无暇再顾及舞马，使得这些舞马流落军中民间，一些被安禄山收藏。后安禄山被杀，这些舞马最后落在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手中。一日，军中设宴，舞马闻乐而舞，十分好看。可惜田氏未见过这种阵势，以为是马成精了，竟叫军中士兵将几匹舞马活活打死。自此舞马衔杯祝寿就从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令人扼腕叹息。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开头就这样写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这足见舞剑技艺高超、受人喜爱的情景。

武术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各个器械的形成，均应追溯到原始人类与兽类搏斗及部落战争中，以石、木、骨、蚌制作兵器，积累了攻防格斗技术。后经历代演化，逐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武术器械和套路。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兵器或武术器械，均说明我国武术发展源远流长，深受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喜爱。特别是兵器以金银制作或者镶嵌金银，均说明武术活动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1992年5月，陕西省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为配合宝鸡市益门村电讯器材设备厂工

程，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二号墓中发掘出珍贵文物200多件（组），仅金银器就有100多件（组），金柄铁剑镶嵌宝石就在其中。金柄铁剑镶嵌宝石（图6），上长30.7、下长35.2厘米，剑柄纯金镶嵌宝石，雕琢细腻，翠绿鲜艳，剑身铁质，有铁茎插入柄内，锋端为柳叶状。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是唐代诗人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诗对长安城内人喜爱舞蹈的真实写照。乐舞，古代音乐、舞蹈的总称。从原始社会开始，舞蹈常和生产劳动、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社会交际、宗教祭祀紧密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前的实用舞蹈逐渐分化出了供观赏的艺术舞蹈。到了唐代，中囯乐舞获得了空前发展，给后人留

下了一批珍贵的财富。

唐代鎏金胡人伎乐纹八棱金杯（图7—图9），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坑，通高6.7、口径6.7—7.4、足径4.4厘米，重285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八棱形杯体，束腰，器体厚重。侈口，尖唇，喇叭形圈足，足沿以环状连珠缀成，环柄。口沿处有一处缺失，露出的胎体呈蜂窝状结构，有青色锈，应该不是金制，推测是铜胎，或者是以铜为主要成分的合金，然后再通体鎏金。

    

此杯器型具有7世纪至8世纪初的中亚粟特器物的特点，为八棱形带把杯，足底边缘以及八棱的折处都有连珠装饰，环形把也是由呈雕塑状的连珠组成。连珠纹在魏晋唐初流行，是受外来影响出现的装饰。把上的指垫饰有高鼻深目长髯的两个胡人头像，头像脑后相接。这件金杯被认为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浓郁的粟特器物特色，猜测可能是从外国输入或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这尊金杯共有八个面，每面以錾出的连珠纹为界，内饰一位手持乐器、正在演奏的乐伎。乐伎手执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等，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作舞者，均为高鼻大眼的胡人。在人物周围，还装饰有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等纹路，十分精美。

唐代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图10—图12），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杯体通高6.4、口径7.2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金杯八棱形体，主题纹饰是八位手执乐器的乐工，分布在八个棱面上。乐工乐器主要有竖箜篌、曲颈琵琶、排箫等。这些乐器在唐代属西凉、龟兹、高丽器乐，其服饰和发型也有异域特色。从这些乐器和装饰特征来看，充分证明唐王朝很重视中外交流，丰富了中国娱乐的内容。

  

 

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

唐代诗人韦庄在《观猎》诗中，对狩猎满载而归的情景这样写道：“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狩猎，在唐朝不仅盛行于宫廷、达官贵人，在民间也盛行不衰。

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镜（图13），直径17.5厘米，圆钮，圆钮座，镜背饰3组两两相对的连体龙纹，在龙纹间设置3组图案，一组是身披盔甲、持剑骑马的勇士，欲刺一只猛虎；一组为两兽搏斗；另一组为一只展翅的凤鸟。纹饰均为错金丝，龙纹躯体则为错银丝。镜体为夹层，以镜背外缘包嵌镜面而成。

 

北魏波斯鎏金狩猎银盘（图14），萨珊波斯王朝，1981年山西省大同市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盘高4.1、口径18、圈足高1.4、直径4.5厘米。银盘属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为皇室使用品。因为盘为锤制造，故立体感很强，显示主体图案狩猎纹最为恰当。狩猎图中央站立一位伊朗脸型男子，用圆形帽罩住头发，典型的萨珊王朝装饰，两手紧握长矛。他身前身后有三头野猪活动于芦苇丛中。狩猎人神态安详，很符合当时贵族追求的时尚：沉着安详是一种高尚勇敢的精神！